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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公安拘传后交代的犯罪是自首仍是坦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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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公安拘传后交代的犯罪是自首仍是坦白

* 来源 : * 作者 : * 发表时间 : 2018/5/14 10:23:00

     2009年3月,犯罪嫌疑人晏某因涉嫌盗窃自行车,被当地公安机关拘传后,对被指控的事实供认不讳,还主动交代了其2008年12月的一起进室盗窃案。

     后经侦查,所盗自行车经鉴定价值为280元,没有达到盗窃案件的立案尺度,而其交代的进室盗窃行为,经查证属实,所盗物品金额达到了当地盗窃罪的定罪尺度。

     【不合】该案经检察机关审查认定晏某的供述为坦白,案件入进审理阶段后,对该盗窃案毕竟应如何认定,存在以下不合: 第一种意见以为,本案晏某的供述属“被动回案”后的坦白。

     理由是: 晏某的供述是在被采取强制措施以后作出的,而且供述的事实与“司法机关已经把握的事实”属同种事实,不符合刑法第67条第2款划定的特殊自首的构成要件。

     由于根据最高法在1998年4月17日通过的《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详细应用法律若干题目的解释》(以下简称《解释》)的划定,特殊自首中的“其他罪行”是指“与司法机关已经把握的本人的罪行”属于异种罪名,所以晏某的供述不是司法机关尚未把握的本人的“其他罪行”,只是“被动回案”后所做的坦白,可以酌定从宽处罚。

     第二种意见以为,晏某的行为符合刑法划定的特殊自首情节,应当认定为自首而不是坦白。

     我国刑法第67条第2款划定: “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,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,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把握的本人的其他罪行的,以自首论”。

     该条等于特殊自首轨制,又称准自首或余罪自首。

     其构成要件主要包括身份特殊和供述内容特殊两个方面,二者缺一不可。

     本案中晏某属于被公安机关采取拘传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,符合“身份特殊”这一要件;同时,晏某的有罪供述因其前罪达不到立案尺度,故供述的后罪应认定为“与司法机关已经把握的本人的罪行”属异种罪行。

     因而也符合特殊自首的“供述内容”特殊这一要件,故应认定为自首而非坦白。

     【管析】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,理由如下: 一,坦白与特殊自首的区别: 一般意义上的坦白,是指犯罪嫌疑人,被告人被动回案以后,如实交代被法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的行为。

     坦白的构成要件主要有两个: 一是“被动回案”,二是“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已经把握的犯罪事实”。

     故坦白与特殊自首最大的区别在于: 供述的是“司法机关尚未把握的事实,或已经发现尚未对其入行指控的事实”仍是“被司法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”。

     坦白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犯罪分子的认罪立场,悔罪程度,表明其人身危险性有所降低,也有利于进步司法效率。

     因此,刑法也把其划定为从宽处罚的情节,只是这种从宽处罚是酌定情节,而自首是法定从宽情节,且从宽幅度也比坦白要大。

     二,第一种意见中就晏某盗窃案件对《解释》中划定的“其他罪行”就是“其他罪名”的解释,笔者提出如下几点质疑: 1.本案例引用《解释》逻辑性并不严密。

     立法应该是一项逻辑性很强的工作。

     对刑法第67条第2款划定的特殊自首,根据《解释》的精神,“其他罪名”是以“司法机关已经把握的罪行”为条件界定的。

     逻辑学的三段论理论告诉我们,结果是在条件成立的基础上完成的,只有先前行为达到了条件划定的尺度对后行为的界定才具有意义。

     运用在本解释中,就是只有“条件”达到了犯罪的尺度,后面的“不同种罪名”的“比较结果”才有意义。

     本案中,晏某被采取拘传措施的偷盗行为并未达到刑法划定的立案尺度,所以该事实并不是犯罪事实。

     因此,公安机关先前把握的晏某盗窃价值280元的自行车的事实,就不是盗窃罪行,只是违法行为。

     所以,晏某所供述的进室盗窃事实就成为本案中单独构成犯罪的事实,没有任何前罪可以比较。

     据此,被采取强制措施的晏某所交代的达到追究刑事责任的盗窃犯罪事实,完全可以说是司法机关没有把握的“异种罪行”。

     2.《解释》中该划定偏离了自首本意。

     姑且将本案中嫌疑人晏某的供述行为是否异种罪行放在一边,归头再望《解释》,其对“不同罪名”的解释没有正确掌握自首行为本意。

     自首本意在于: 是行为人出于自愿,主动向司法机关供述自己的罪行,并自愿承担法律责任的行为。

     其供述行为降低了司法机关为侦破案件所需的大量的时间,精力和财力,节约了司法资源,也是行为人悔罪服法的表现,其犯罪时呈现的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也都有所减弱。

     至于行为人供述的是同种罪行仍是异种罪行,只是供述罪行与先前罪行是否具有统一性,耦合性的题目,与所供述的罪行的性质,情节,社会危害性等因素无关。

     由于,无论行为人所供述的罪行类型是否统一,其供述行为的本质都是一样的,都是犯罪分子犯罪后自愿将自己交与国家追诉的行为。

     既然行为的性质是一样的,处理上就不应区别对待。

     所以就算是本案嫌疑人晏某供述的是同种罪行,也应该视为自首。

     3.《解释》中该划定缩小了立法原意。

     我国97刑法第3条明确了刑法立法原则——罪刑法定原则,即“法律明文划定为犯罪行为的,依照法律定罪处罚;法律没有明文划定为犯罪行为的,不得定罪处罚”。

     这个原则在以前的刑法中并没有泛起,是我国司法轨制的重大改革,更有利于保护公民的正当权益,是现代刑事法律轨制的一大提高。

     同样是97刑法,该法第67条第2款划定: 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,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,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把握的本人的其他罪行的,以自首论。

     显然这里的刑法原文并没有将“其他罪行”写成“其他罪名”,而目前《解释》的划定无疑是缩小了刑法第67条的本意,将那些供述同种罪行的主动认罪行为,排除在特殊自首之外。

     这对犯罪人并不公平,尤其是类似本案的犯罪嫌疑人。

     由于假如按照法律划定,晏某的供述完全符正当律对“其他罪行”的划定,就成为自首而不仅仅是目前一些人以为的坦白。

     究竟,在法律与司法解释产生矛盾时,前者的效力是高于后者的。

     综上所述,无论是出于对自首本质的解析,对刑法立法原意的尊重,仍是对《解释》条文本身的解构,笔者以为,晏某的行为符合刑法划定的特殊自首情节,应当认定为自首而不是坦白。

     江西省修水县人民法院: 周红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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